备受摧残的士兵和前途黯淡的工人
在20世纪，战争成为男性气质崩塌的重要催化剂。无数士兵在战场上阵亡，幸存者也多是残疾、毁容或PTSD患者，他们既是战争的牺牲品，也是被强加的牺牲型男性气质的受害者。一战后的退伍军人很难融入社会，反而滋生焦虑和极右翼思潮（强调民族主义、排外、秩序、强人政治、反对社会多元化、抵制自由和包容性变革）；越战老兵更是因失败、背叛感和社会变迁而失去地位，成了失权男性气质的象征。随着冷战长期和平和义务兵役的终结，军队逐渐失去了塑造男子气概的作用，士兵形象从荣誉的象征沦为不再可信的符号。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男性也走向衰落。工业时代的矿工、钢铁工人曾被赞美为拥有改天换地力量的“巨人”，但经济大萧条、工业衰退与第三产业兴起，使他们失业、贫困、提前衰老，体力优势也被“技能”“质量标准”等新文化取代。在社会地位下降的同时，他们试图通过家庭内部的“养家者”角色来维系尊严与权威，以私人领域的控制弥补职场失落。
越轨与救赎
在郊区的低学历年轻男性中，传统的父权模式已失去支撑，他们往往通过运动、宗教和音乐来重塑身份认同。拳击馆提供了一种将暴力化为自律的路径，宗教成为迷茫者的精神寄托，而说唱则用暴力化的歌词和夸张的消费符号来抵抗社会排斥，甚至夹杂厌女、恐同与反犹情绪。这种“抗议型男性气质”通过占领公共空间、制造混乱、轻罪犯罪等方式彰显存在感，进一步发展成足球流氓、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等极端群体，借助暴力与仇恨重申男性荣耀。
然而，这些反抗在公共权力和社会变革面前逐渐失效。球迷暴力因安全措施而衰落，轻罪男性受到更严厉审判，健康政策和道路安全法规也削弱了以酒精、烟草、狩猎、速度为核心的传统男性认同方式。随着生态与公共健康议题的上升，崇尚力量、速度和破坏的“炫耀型男性气质”日益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甚至可能为人类带来健康与环境层面的灾难。
女性的适应
随着去工业化的推进和教育体系的转型，工人阶级男女的职业命运开始分化。**曾经依靠体力劳动维持就业和社会地位的男性，因为传统工业岗位减少、自动化替代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失业率升高，职业前景受挫，逐渐丢失过去的优势，陷入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的危机。**与此同时，女性凭借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擅长沟通、照护、服务等“女性化”技能，在迅速扩大的第三产业中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教育方面，女孩普遍在中学和大学阶段表现出更高的成绩和升学率，部分高校甚至出现女生数量远超男生的“女多男少”局面。这种结构变化让部分男性——尤其是白人工人阶层——在学业和就业双重竞争中持续失落，逐渐被边缘化，被称为“纸壳男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新经济结构中更具适应力、受教育程度和机会不断提升的“塑料女人”。
在平民阶层，年轻女性更能将“女性气质”转化为就业资本，而缺乏学历的男性则陷入无工可就、未来黯淡的困境。这种落差导致部分女性甚至否认女性主义，因她们感受到“男人已无所依”。面对失落与绝望，不少男性走向自毁，甚至投射愤怒于社会与政治，催生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浪潮。男性气质的危机在此不仅是性别问题，更是阶级与社会结构转型的映射。
“被阉割的”男人
自法国大革命起，反女性主义便作为一种系统性思维模式不断回潮：从伯克、拿破仑传奇到19世纪的普鲁东，他们或以法律、艺术、学术手段抵制女性进入教育、投票和职业领域，甚至将女性与犹太人并列为“文明的消极存在”。
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越战失败与性解放背景下爆发第三次反女性主义热潮，男性开始自我塑造成“受害者”，声称被女性主义剥夺了权威、尊严与性魅力，沦为社会公敌。这种哀叹从厌女思想到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折射出父权制根基的动摇与性别等级互补的瓦解。女性主义革命让男性丧失旧有特权，引发他们的无力感与恐慌，而“别再平起平坐”的呼喊，正暴露了父权制难以适应新时代的焦虑与失落。
男权主义的反击
在欧洲、亚洲和美洲，“男性衰落”论调常以四幕剧展开：
- 第一幕是“捍卫”，指责女性主义让社会变成“女本位”，声称男孩在母亲与女教师的管控下失去阳刚；
- 第二幕是“重建”，男性在网络论坛和互助小组里高呼“男性之声”，传播“红药丸”哲学，甚至发展出PUA术语以夺回控制权；
- 第三幕是“归来”，通过兰博电影、布莱的《铁约翰》或“神话诗学运动”等宣称男人应回归自然与原始本能；
- 第四幕是“灵性化”，训练营、兄弟会和宗教社群借“重塑男子气概”之名强化父权，宣扬男人要夺回权力、女人应回归家庭。
整套叙事实际上是一种焦虑的反扑，既掩盖了女性崛起的现实，也暴露了父权制对自我瓦解的恐惧。
改造男人
随着野蛮大男子主义式的男性气质逐渐失效，一些人转向以规矩、节制、优雅为核心的自控型男性气质，并借助消费与生活品位重塑合法性，形成“绅士式”的身份认同。然而，另一些男性则选择积极支持女性主义，成立了诸如白丝带运动、“男人可以阻止强奸”、EuroPROFEM等组织，试图通过反性暴力、教育与倡导推动性别平等，但这些运动常因内部矛盾、影响有限或社会结构性阻力而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像休·海夫纳的《花花公子》文化则以“生活艺术”之名强化了白人男性的享乐形象，特朗普也继承了这种模式。整体而言，男性的“新身份”探索在精英与中产中显得活跃，却因缺乏对父权制作为制度的根本挑战，而难以成为广泛的社会转型力量。
直面性别平等的男性
男性的危机并非单纯的问题，而是重新定义男性身份的契机。面对男权主义的反扑与空洞的抗争，关键在于通过精准论证和具体行动推动结构改革，让男性在职场、机构与公共生活中以个人或集体方式践行女性主义，而不仅停留在宣言层面。
男性的不满源于父权制自身的矛盾：支配性气质的异化、战争与经济衰退导致的男子气概贬值、女性在教育和职场的成功、生态与女性主义议题的崛起。这使得男性同时以“压迫者”和“受害者”身份存在，令他们在角色定位上感到迷茫。然而，与其反扑或自我否定，男性更应正视女性主义对民主社会的批评，承认历史与现实的不公，共同推动平等。如今，性别平等已成全球共识，不平等失去了合法性，这场“男性危机”反而为新一代男人提供了重生的机会，使他们能够转向真正的正义与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