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parliament)是最典型的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虽然成员在智力和地位上远超普通群众，但一旦汇入集体，仍会显现出群体心理特征：思维简单、感情夸张、易受暗示与领袖支配。议员们倾向以抽象口号解决复杂问题，在原则面前极端化，因而议会常成为极端意见的竞技场。对涉及地区利益的问题，他们固执己见、不可动摇；而在一般性问题上，则轻率、优柔寡断，容易随从党派领袖。议会的投票结果往往只反映少数领袖的意志，而非多数人的理性判断。

领袖的影响力来自声望而非理据。他们以断言、重复和生动形象代替推理，用煽动与夸张唤起情绪。真正的政治演说家并非靠逻辑取胜，而是靠对群体心理的精准操控。只要领袖能顺应民意，即便荒谬言论也会赢得喝彩；而一旦声望失落，其影响力瞬间崩塌。无名演说者即使论证严密，也注定被嘲弄和忽视。理性在群体面前失效，情绪才是唯一的主宰。正因如此，革命时期的议会常陷入疯狂状态，从制宪会议到国民公会，激情压倒理性，议员们甚至投票赞成牺牲自己的同伴与领袖，成为群体意志的俘虏。

当议会被情绪吞没时，它与暴民群体无异，其行为极端、冲动、短视。历史上1848年的议会、法国大革命的山岳派与热月党都证明，议会在集体狂热中既能造就英雄，也能制造灾难。幸运的是，议会并非始终如此。当它冷静下来，由专家主导技术性议题时，群体性便暂时消失，决策可趋理性。此时，立法的成功往往源自个人的书斋思考，而非集体辩论。群体创作的成果通常平庸，个体的思考才孕育出伟大。

议会制度的优点在于，它替代了个人专制，为现代文明提供了最能容忍多元意见的治理模式。然而，它同时带来两种致命风险：财政浪费与自由受限。前者源于议员为迎合选民，不惜扩大公共开支；后者则来自立法过度。成千上万的法律逐渐编织出压制个人的网络，公务员群体随之壮大，成为“没有责任、没有个性、永远存在”的新型专制力量。

当立法的热情化为对控制的迷恋，自由便只剩幻觉。国家以“保护”之名接管一切，公民则退化为被管理的影子，失去意志与活力。历史显示，每当民族的理想消亡、种族精神衰弱，文明的繁荣便转为衰败。议会虽象征自由与理性，但若缺乏信仰与节制，终将成为耗尽国家生命力的机器。文明的毁灭，往往不是暴政造成的，而是群体理性消亡、自由被制度温柔掩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