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冲动、易变、急躁

群体的行为从根本上受无意识支配，他们并非出于理性思考，而是本能反应。可以说，群体的神经在脊椎，而不在大脑。他们如同原始人，对文明、逻辑和约束一无所知，却对刺激因素极度敏感。任何外界刺激——无论是恐惧、愤怒、信仰还是号召——都能瞬间点燃群体情绪，并在极短时间内引发极端行动。孤立的个人仍能被理性约束，当理智遇到危险时会克制行动；而在群体中，个体丧失自我意识，任由冲动驱使。于是，群体能在片刻间从仁慈的救世者化为嗜血的刽子手，他们的行为轨迹如暴风中的树叶，随风而动，毫无方向。

群体的情绪极易传染且变化迅速，他们既能在激愤中毁灭，也能在激情中牺牲。一个群体可以为理想赴汤蹈火，也能为愚昧而·辜。历史上宗教裁判的暴行与科学家布鲁诺的火刑，皆出于这种心理机制：一旦信仰被视为神圣，不同意见便成“障碍”，而群体的本能反应就是摧毁障碍。群体没有“不能”的概念，他们以数量的力量取代理性判断，坚信“法不责众”，因此将破坏与杀戮视为正义的行动。个人在群体中获得了虚假的力量感与道德感，行为越极端，越能感到自己“合法”。

群体的冲动性、急躁性和易变性使民主制度本身充满风险。当权力落入情绪主导的群体手中，决策不再受理性约束。法国的“埃姆斯电报”事件便是一例：几句话的挑衅足以点燃全国怒火，爆发一场惨烈战争。不同民族的群体气质虽有差异——拉丁民族的热烈、盎格鲁-撒克逊的克制——但无一能摆脱这种本能结构。群体的无意识赋予他们伟大的激情与毁灭的力量，也昭示着理性文明始终在一场情绪风暴的边缘摇摇欲坠。

• 补充：埃姆斯电报事件是发生在1870年7月的一次外交事件，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故意修改了国王威廉一世发给他的电报，把原本温和的谈话变得尖锐无礼，并公开给媒体，引发法德两国民众激烈反感，最终促使法国向普鲁士宣战，成为普法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群体轻信，易受暗示

群体思维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极端的轻信与受暗示性(suggestibility)。当个人进入群体，他们的批判力与怀疑精神几乎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渴望被引导、急于相信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极易被“暗示”所操控——一个简单的念头、一句煽动性的言辞，便足以点燃全体的情绪。群体在无意识的统治下，对事实的理解被幻想与情感取代。他们不再依靠逻辑思考，而是以“形象”为核心的想象在运作。正因如此，群体常常将幻觉当作现实，把希望看到的事物误认为真实存在。

这种暗示一旦在群体内部产生，就会通过“情绪传染(emotional contagion)”迅速扩散。最初的误解或幻觉，被反复放大成“集体幻觉”。无论是十字军“看见”圣乔治显灵，还是18世纪“圣梅达尔的痉挛者”信众癫狂祈祷，抑或19世纪海军误认海上树枝为遇难者的木筏——这些例子都揭示出群体幻觉的同一机制：期待+暗示+传染=信念。即使是科学家或军人，一旦置身群体，也会丧失判断力，被虚构的影像所征服。理性在集体中被想象力彻底颠覆。

因此，群体的见证与记忆往往最不可靠。历史上无数的“奇迹”、“圣物”、“显灵”、“谣言”——乃至英雄的神话，都源自这种集体性的误认。群体用想象力改写事实，用情感替代证据。正如拿破仑的形象从“自由的守护者”到“暴君”，再到“民族的荣耀”，几度变换，完全取决于大众情绪的风向。群体从不记录真实，他们创造神话；从不追求真相，他们追求能激起激情的象征。因此，历史在他们手中，常常成为心理的投影，而非事实的记述。理解这种轻信与暗示的心理机制，正是理解“群众为何相信荒谬”的关键。

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群体的情绪特点，是极端的单纯与夸张。进入群体的个人会失去细腻的判断力，只能以原始人式的方式整体感受世界。他们看不到事件的灰度，只懂非黑即白的对立。任何情绪——愤怒、崇拜、恐惧或热爱——一旦被唤起，就会在暗示与传染的作用下迅速扩散，并被无限放大。群体不懂怀疑，他们的信念往往绝对、直接、狂热。正因如此，孤立的个人在面对冲突时或许能克制，而在群体中，却会被席卷进情绪的洪流，瞬间转为暴怒或狂欢。人数带来的力量感让他们摆脱责任感，愚者与懦者在其中都能感到短暂的伟大。

这种夸张的感情既能制造毁灭，也能催生崇高。罗马被雇佣军洗劫、教堂被亵渎、艺术被摧毁，正是群体恶的极端表现；而同样的机制，也能孕育英雄主义与牺牲精神。当群体热爱时，他们能无私奉献；当他们憎恨时，他们能残酷至极。正因如此，演说家或政治领袖若想影响群体，必须诉诸情感而非理性，夸张陈词、不断重复、拒绝逻辑——唯有极端的情绪表达才能震动群体的心灵。群体的情感放大了美德与罪恶，却对理智一无所加。理性被削弱，情绪被高举，智识的火焰熄灭，而原始的热度点燃。群体的心，永远在极端之间跳动。

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的情感极端而简单，他们对意见的接受只有两种方式——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彻底否定。群体的信念一旦形成，便带有宗教式的偏执(paranoia)与专制(authoritarianism)，理性的讨论或证据毫无作用。改变他们的信念，唯有以更强烈的情绪去取代原有的情绪。理性个人会倾听与调和，而群体只会在激动中压制异见。历史上的猎巫风潮与宗教迫害，正是这种偏执情绪的极端展现——数万人被以巫术之名残忍处死，任何试图辩护的人都会立刻成为下一个牺牲品。群体的暴力常常以“正义”的名义行使，他们顺从强权，对仁慈却嗤之以鼻。正如拿破仑用炮火镇压巴黎暴乱后，人们反而将他奉为英雄。群体崇拜的是力量、冷酷与秩序，而非理性与温情。

群体虽然表面冲动、善变，但深层本能却极为保守。他们容易被激情煽动而爆发革命，却同样迅速厌倦混乱，重新投向权威的怀抱。群体对等级制度和传统的依恋几乎是本能的，这种保守冲动源自原始的安全需求。法国大革命后，民众在短暂的狂热中推翻旧秩序，最终却热烈拥戴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正是这种心理的体现。群体的变革往往止于表层，他们更愿意沿用旧制度，只要它能带来安定。对他们而言，传统象征着确定性，知识与创新反而是威胁。雅各宾派处死化学家拉瓦锡，认为科学是贵族政治的同谋，这种敌视理性的本能，揭示了群体对文明进步的最大阻力。唯有当科技和工业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改变生活形态时，群体才会在无意识中接受新事物——那时，他们服从的依旧不是理性，而是事实的威权。

群体的道德

群体的道德(morality)是矛盾的。

• 一方面，他们缺乏稳定的自制力与理性判断，无法长期遵循社会习俗或抑制私欲，因此难以具备持续的道德约束。
• 另一方面，当被信仰、荣誉或情感所激发时，群体又能表现出超越个人的崇高品格——舍己为人、自我牺牲、视死如归。

群体之恶源于原始本能的释放：在“法不责众”的心理暗示下，个体的责任感消失，道德防线崩塌，残忍行为被合法化。猎巫、处决、暴行都表明，当人被群体的激情裹挟时，善良者也会化为刽子手。然而，这种暴力并非出于纯粹恶意，而是源自被放大的集体冲动与心理安全感——一种“我不孤单”的无意识庇护。

与此同时，群体也能展现出孤立个体难以企及的道德高度。当情感被引向理想或荣誉时，他们能无私奉献，甘愿赴死。暴民杀人无数，却不贪财；革命者满手鲜血，却信奉公义。这种集体道德的爆发虽短暂，却深刻地推动了文明进程。群体中的个人因被众目注视而自我约束，即使浪子与粗人，也会在集体氛围中表现出庄重与节制。群体虽常陷于盲目的激情，却也孕育了人类最伟大的理想与牺牲。正是在这种矛盾中，群体既是毁灭的力量，也是文明的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