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中的团队与广告的启蒙

销量的迅速增长，让菲尔得以招募更多销售代表，他们大多出身跑道，既怪异又执着。他们凭着佣金制和对使命的热情，跑遍学校和比赛场，推动公司在1968年实现15万美元销售额，1969年接近30万美元。随着业绩稳步上升，菲尔终于在31岁时辞去波特兰州立大学的教职，全职投入蓝带体育，领取年薪1.8万美元。事业和婚姻（娶到佩妮）都让他感到自己收获远超预期。

与此同时，广告的重要性开始凸显。一次偶然机会，菲尔结识了缺钱的美术学生卡罗琳·戴维森，并雇佣她负责平面设计。虽然他仍怀疑广告的价值，但亲身经历的拙劣宣传让他意识到需要专业化。卡罗琳的加入，虽不起眼，却埋下了日后品牌识别的关键伏笔。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上，菲尔看到了运动员史密斯与卡洛斯举拳抗议的历史一刻，也注意到他们赤脚站立，将彪马鞋放在台上，引发对“广告与宣传”的思考。但真正震撼他的，是阿迪达斯和彪马的激烈竞争：两兄弟创立的德国巨头，在奥运村疯狂砸钱贿赂运动员，甚至传出走私、陷害等丑闻。相比之下，蓝带体育既没有资金贿赂，也缺乏存在感，唯一的展台几乎无人问津，连潜在代言人比尔·图米的鞋码都没能准备。

• 补充：
  • 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领奖台上，美国运动员汤米·史密斯与约翰·卡洛斯因抗议美国种族歧视，在国歌奏响时举起戴黑手套的拳头，以“黑袜”“赤脚”象征贫困和黑人困境，同时将彪马鞋放在领奖台，表达自己未穿鞋——这既强化了贫苦象征，也成为赛事品牌曝光的契机，让彪马获得了全球瞩目。
  • 阿迪达斯和彪马分别由德国戴斯勒兄弟创立，长期竞争激烈。1968年奥运会中，两家公司在奥运村“砸钱贿赂”顶尖运动员，希望选手能穿自家的鞋参赛并在媒介曝光。相关报道揭示此间甚至存在走私、陷害对手等行业丑闻。
  • 在1960年代奥运会及全球体育赛事中，虽然今日“品牌代言人”这个词汇与商业制度尚未非常成熟，但顶级运动员穿特定品牌参赛、在领奖或媒体曝光时展示品牌形象，已经成为各大运动品牌争夺的核心资源。

菲尔和鲍尔曼得出一个清醒的结论：鬼冢虎的质量虽在进步，但钱才是运动员登场时选择的关键。他们并非“一无所有”，只是远不及巨头们拥有的庞大资源。

日本伙伴的不确定性

鲍尔曼对北见评价负面，认为他不懂鞋、狡猾自负。菲尔也逐渐怀疑北见并非真正支持蓝带，甚至可能在筹划提价。为了“保护公司”，菲尔声称自己在鬼冢安插了“间谍”，其实是藤本——那个因台风失去家园、收过菲尔50美元帮助的朋友。他甚至给全体员工发备忘录，直白写下“我们有间谍”，此举既显得轻率，又埋下未来隐患。

随后北见与鬼冢先生一同来访，参观蓝带位于波特兰的“总部”。破旧的窗户、简陋的分隔板、隔壁酒吧的吵闹音乐都让他们失望，但鬼冢先生仍宽慰地称“这里很有魅力”。幸好伍德尔准备的销售地图转移了注意力，显示出公司逐渐扩大的成果。

在个人生活方面，菲尔和佩妮的婚姻进入了磨合期。佩妮努力适应菲尔的习惯：心不在焉、健忘、生活散漫、强烈的好胜心，以及家庭拮据的经济状况。她学会容忍他沉迷思考而忽略琐事，甚至开车撞树、把信用卡用到极限。与此同时，她用有限预算布置温馨的家，让菲尔在忙碌中能稍得放松。

1969年春，佩妮怀孕，这带来了喜悦，也迫使他们面对现实：需要更大房子，却缺乏资金。菲尔孤注一掷，用仅有的储蓄作抵押买下比弗顿的房子，房价3.4万美元。他清楚，如果蓝带失败，全家将无家可归。佩妮虽然焦虑，但仍选择支持。怀孕期间，佩妮放弃了大学毕业的目标，全力帮忙处理蓝带的邮购业务。仅一年，她就完成了1500单，即使面对孕期的身体不适，也坚持细致比对每份脚模与鞋款，确保顾客满意。

伍德尔：混乱的终结者

随着公司扩张，酒吧隔壁的小办公室已无法容纳，寻找新办公场所成了日常任务。因为伍德尔坐轮椅，寻找过程充满不便，但两人始终用幽默和默契化解困境。他们常常在深夜喝酒、玩计时游戏，把艰难的现实转化为年轻时的美好记忆。伍德尔不愿接受怜悯，他甚至能用被弯坏的轮椅坚持完成展会任务，展现了惊人的坚毅。

两人性格迥异，却因相同的工作方式建立深厚友谊——专注于小任务，从中找到意义和快乐。伍德尔以身心俱疲的真实故事提醒菲尔“事情总能更糟”，是一节关于积极心态的课程。他虽受过伤，但依旧相信婚姻、家庭和治愈的可能。即使有人讥讽他“卖鞋却不能走路”，他仍说自己很开心，因为热爱蓝带体育公司。

菲尔和佩妮常邀请伍德尔到家里共餐，给他弥补缺失的家庭感。佩妮怀孕后格外照顾他，常亲手做科尼什雏鸡与白兰地甜点。菲尔将这种体贴解读为她因怀孕而更强烈的母性。伍德尔几乎成了家庭的一员。

最终，他们在泰格德租下一间新办公室，环境更体面，足以赢得银行的认可。菲尔虽担心“保险公司式的压抑氛围”削弱创业精神，但仍决定搬入。随后，他正式任命伍德尔为运营经理，让他不再奔波卖鞋，而是专注于协调沟通、监督财务和管理销售队伍。伍德尔欣然答应，握手成交，展现出一如既往的运动员力量。

1969年9月，佩妮临产，菲尔慌乱中送她去医院，最终顺利迎来一个儿子。看到孩子的那一刻，他既感到脆弱与真实，也感到前所未有的成就，与佩妮相视而笑：“我们做到了。”走出医院，他迫不及待想与父亲分享喜悦，甚至激动地对路遇的朋友大喊“是个男孩！”。这一刻，菲尔真正体会到家庭与新生命赋予奋斗的深层意义。

1969年秋，蓝带体育公司迎来第二次内部危机——博克因薪水、管理方式和缺乏回应而提出不满，甚至要求改变。菲尔虽一度强硬回信强调“公司只有一个老板”，但随即后悔，派伍德尔出面安抚。伍德尔以轻松玩笑化解矛盾，同时指出博克压力巨大，因仓库混乱难以独自应对，并建议聘请自己有仓储经验的母亲来接管管理。最终，叛乱化解，公司团队也因此更趋稳固，显示出伍德尔在危机处理和运营上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