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蓝带到耐克股份有限公司
在躲过银行危机、确认不会坐牢后，菲尔终于有余力去思考蓝带的未来。他发现自己心中最明确的目标只有一个词——获胜。输意味着死亡，而蓝带是他的“第三个孩子”，必须活下去。
团队一度认真考虑过上市：它能带来急需的资金，但风险极大。上市意味着要将控制权拱手交给无数陌生股东，意味着束缚和妥协。菲尔天性厌恶曝光与控制，于是他们最终决定放弃上市，转而通过银行贷款寻找资金。
在贷款担保的压力下，鲍尔曼拒绝再承担风险。他选择低价出售自己三分之二的股份，逐渐淡出核心经营。菲尔虽然痛惜，但尊重了决定，只是努力挽留他继续担任副总裁与董事会成员，以保留精神支柱。
与此同时，耐克迎来真正的转折点。鲍尔曼设计的华夫训练鞋因独特外底、舒适脚感和颠覆性的亮红设计迅速走红，成为文化现象。菲尔敏锐意识到，运动鞋不仅属于赛场，它还可以走进日常生活。蓝色华夫鞋与牛仔裤的组合更是推动其从运动装备跨越到时尚与文化符号。
随着销量飙升，公司终于有了明确的身份——不仅是一个鞋类品牌，而是正在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于是，他们正式舍弃“蓝带”，以“耐克股份有限公司”的新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为了维持产量并应对美元贬值和日本生产成本上涨，耐克开始在美国、波多黎各尝试生产，但终究不足以支撑扩张。最终，他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台湾，开启新的全球制造布局。
雅典娜公司：耐克的台湾突破口
菲尔派吉姆·戈尔曼赴台考察，正式开启耐克在中国台湾的生产布局。戈尔曼是“鞋狗”精神的化身——忠诚、能吃苦、无怨无悔。菲尔一路亲自担任导师，向他传授亚洲商业与文化的速成课程。
在参观了24家工厂（多数条件恶劣）后，他们选定了台中斗六的丰泰工厂，年轻厂主王秋雄的热情与工厂的干净氛围让他们确信，这里将成为耐克在台湾的基石。然而，仅靠选厂不够。菲尔在台北意外遇见了杰里·谢，一个年轻的制鞋专家。他像表演一样展示不同工厂的鞋子，剖析质量差异，强调“鞋子好坏，90%取决于工厂”。谢提出可作为中间人，帮助耐克对接最优质的台湾工厂。对菲尔来说，这正是急需的“亚洲版詹彼得罗”。
于是，双方迅速达成协议，成立一家耐克在台湾的子公司。菲尔谨慎地选择了“雅典娜公司”这一名字，避开直接使用“Nike”，为未来可能进入中国大陆留出空间。雅典娜，象征胜利的希腊女神，就这样成为耐克在亚洲的秘密身份。菲尔清楚，这里是通向未来的桥梁——“一个有20亿只脚的地方”。
品牌与荣耀的里程碑
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爱国主义弥漫全国，而耐克也迎来了历史性时刻。那一年奥运会选拔赛在尤金市举行，这是耐克展现实力的绝佳机会。与以往依赖鬼冢虎不同，这一次耐克有了属于自己的顶尖马拉松跑鞋和钉鞋。
赛场上，普雷方丹虽已离世，但他的精神仍笼罩在海沃德田径场。运动员们穿着Pre Montreal、Triumph、Vainqueur等耐克鞋，赛场俨然成了耐克的展示厅。10 000米决赛中，代言人弗兰克·肖特、克雷格·沃金和加里·比约克隆发挥出色。尤其是比约克隆，在鞋被踢飞、光脚踩在坚硬跑道上后依旧坚持冲刺，最终拿下第三。结果前三名全部穿着耐克，耐克由此真正站上了奥运舞台。
赛后，耐克店外人头攒动，佩妮亲手印制T恤，成为热销品。人们不再只是讨论运动员，而是直接谈论耐克。甚至有人感叹：“天啊，耐克真是把阿迪达斯打得落花流水。”这标志着耐克已从挑战者，逐渐变成行业的主角。
然而，荣耀背后也有暗潮。鲍尔曼在奥运会后的会议上情绪激动，抱怨自己得不到耐克应有的尊重，哪怕公司已为他建实验室、提供设备。他的愤怒并非因物料延迟，而是来自退休与衰老的无力感。对菲尔和团队来说，如何让这位精神支柱继续感到被需要，成了迫切的问题。
耐克，不仅是一个鞋的品牌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是耐克的重要首秀。公司将最大希望寄托在明星代言人弗兰克·肖特身上，期待他身穿耐克夺冠，完成品牌“成人礼”。然而，比赛当天的镜头却定格在肖特脚上的——鬼冢虎。这一幕让菲尔极度震惊，几乎将其视为对自己和耐克的拒绝。幸运的是，肖特并未夺冠，耐克避免了直接的市场打击，但这次挫败让菲尔深刻体会到：耐克已不仅仅是一双鞋，而是与他的身份与情感紧密绑定的象征。
尽管有失望，1976财年耐克的销售额仍然翻倍，达到1400万美元。但资金短缺依旧困扰着公司。上市的问题再次被提出：上市意味着资金和发展机会，但也意味着文化改变与控制权风险。团队在多次争论后依旧否决了，选择暂时坚持独立发展。
为讨论未来，公司定期举行被称为“恶棍”的务虚会。这里没有层级，没有官腔，只有激烈的争吵、放肆的玩笑和大量的酒精。每个人都有外号——“轰天雷”斯特拉瑟、“世界末日”海斯、“负重”伍德尔、“四因子”约翰逊，甚至菲尔自己也被叫作“记账员巴基”。在外人看来，他们是一群杂牌军，但正是这种自由、直白和互相信任，让团队不断找到突破口，保持创造力与韧性。
菲尔的管理哲学在“恶棍”会议中得以体现：不事事指挥，而是告诉大家目标，放手让他们自由探索。错误可以犯，但信任必须坚守。这种方式造就了耐克独特的文化，也让团队在一次次濒临崩溃的时刻，依然能靠信念和彼此的支持挺过去。耐克此时不仅是一家公司，而是一种精神的共同体。它承载了失败者的倔强、团队的友情和对胜利的执着追逐。
在耐克快速成长的背后，菲尔始终为家庭缺席而内疚。长子马修因父亲常不在家愤怒宣称“再也不穿耐克鞋”，而次子特拉维斯却天生理解并依赖他。菲尔意识到，自己能带领“恶棍”团队解决再复杂的商业难题，却始终无法找到平衡事业与亲情的方法。他一次次立誓多陪伴孩子，却总被工作吞没，只能在“守护耐克这第三个孩子”和“做称职父亲”之间痛苦挣扎。